风声｜政务新媒体关停潮背后，法治建构如何破局？

　　2018年、2023年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出台相关意见，两轮政策引发全国政务新媒体关停潮，其初衷均指向基层减负、破除“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但两份顶层文件仅勾勒发展宏观方向，未对关停作出具体制度设计，导致地方行政机关关停工作无所适从，出现依据多元、程序不一的乱象。“一刀切”式关停虽解一时之需，却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相悖，而当前学界对该问题的法学研究近乎空白，亟待通过实证分析构建法治化关停机制。

　　政务新媒体关停实践的首要问题，是关停依据迥异，潜藏多重法治风险。国家层面的两份核心文件均为抽象性指导意见，未明确关停的实体指标与程序要求，无法直接作为关停依据；地方层面也未据此制定可操作性规范，进而引发系列问题：各地关停标准、程序不统一，导致行为具有随意性；不同地区同类政务部门关停程度参差不齐；程序规范缺位更间接侵害公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违背政务公开基本要求。

　　同时，关停程序面临正当性困境，与行政法正当程序原则存在明显偏离。行政正当程序的避免偏私、行政公开、行政参与三大要求中，因关停全流程由行政机关主导，避免偏私原则缺乏现实检视意义，问题主要集中在公开与参与层面。行政公开上，多数省份仅作“事中+事后”公开，部分甚至仅单一环节公开，事前公开寥寥无几，且公开内容多缺详细名单、审查依据，发布渠道单一、通报缺乏连续性；行政参与上，绝大多数地方将关停审核、决定、实施囿于机关内部，未吸纳公众参与，也无事后意见表达渠道，让关停失去多元监督与制衡。

　　政务新媒体关停的核心难题，是基层减负与公共利益的价值平衡。从现实意义看，关停是整治政务新媒体发展中过度留痕、“僵尸账号”等问题的有效举措，能让基层工作人员摆脱形式主义束缚，提升行政效率。但从公共利益角度，政务新媒体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环节，其价值不可替代：作为政务公开载体，保障公众知情权；作为政民沟通桥梁，在突发公共事件中能快速发布权威信息、防控舆情；“掌上办”等功能更减轻群众办事负担，推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自上而下的指令式关停缺乏个案分析，全然否定其价值，既不利于政民关系发展，也与数字政府建设目标相悖。

　　破解政务新媒体关停的法治难题，需坚守于法有据、充分调查、保障公益的原则，构建科学化、法治化关停机制。

　　首先，完善制度设计，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具体规范性文件，明确关停的实体适用情形与程序要求，让关停工作有章可循。

　　其次，开展全面调查，实施差异化处理：对运营不规范的账号责令整改，对有潜力的平台优化功能激活效能，仅对难以激活、功能重叠的账号依法关停，同时通过听证会、线上征集等形式充分征求民意，接受社会监督。

　　最后，强化善后管理，做好政务数据迁移与保存，防止数据丢失泄露；及时注销关停账号，避免被非法盗用；提前公开服务渠道调整信息，保障公众办事、获取信息的权利不受影响。

　　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是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务新媒体的价值在于质量而非数量。关停只是整治问题的手段，而非目的，唯有通过法治化制度建构，推动政务新媒体找准定位、优化功能，才能在基层减负与公共利益间实现精准平衡，让其真正成为政务公开、政民沟通、便民服务的重要平台，为法治政府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动力。（东南大学法学院政务新媒体关停研究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