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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价诉讼费”看中国企业出海丨337调查背后的法律与成本博弈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静文

  近日,笔者通过查阅康希通信(股票代码:688653)发布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了解到,这家专注于Wi-Fi射频前端芯片及模组研发、设计与销售的科创板上市公司,在2024年经历了由盈转亏的重大变化。具体数据显示,康希通信2024年的净利润为-7612万元人民币,官方将主要原因归结为于高昂的专利诉讼和337调查费用,这也引发市场的广泛关注。

  根据康希通信近年来财报显示,从2021年至2023年,康希通信连续三年保持了上千万的盈利状态;而到了2024年,公司业绩出现了显著反转,转为大幅亏损。对于业绩亏损,康希通信称,一方面,公司积极应对全球射频前端行业龙头企业提起的专利诉讼和337调查,当期产生3884.20万元诉讼及律师费用,这些费用约占公司总亏损的一半;另一方面,公司处于研发高投入发展阶段,研发投入保持了较高增速,当期研发费用金额为1.08亿元,同比增长71%,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20.59%。

  事实上,除了账面上已列出的3884.20万元诉讼及律师费用外,康希通信还存在一笔2016.8万元的应付未付诉讼与律师费用。这两项支出合计占到了公司全年亏损总额的78%。由此可见,高昂的专利诉讼和337调查相关费用不仅严重拖累了康希通信的财务状况,也显著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成为企业发展的重大负担。

  面对这一现实,中国企业亟需加强对海外知识产权风险管理的重视,积极探索一条既符合国际规则、又能有效维护自身利益的发展路径。这不仅是单个企业需要应对的挑战,更是整个行业乃至国家层面必须共同思考和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深入理解337调查等国际法律机制,进一步探讨与制定科学合理的应对策略,帮助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更好地保障自身权益,实现稳健和可持续的发展。

  天价律师费背后的337调查机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深,跨国公司利用专利制度的地域性特点,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专利阻击战,致使许多中国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遭遇重重阻力,甚至被迫退出竞争。美国的“337调查”和“301条款调查”等机制,作为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围绕专利体系衍生出的重要法律工具,进一步抬高了中国科技企业“走出去”的门槛。

  美国的企业或政府机构常借助其成熟的法律体系和强大的专利组合,对中国进入美国市场的企业发起知识产权侵权指控,试图遏制中国企业的市场扩张和技术进步。华为、中兴通讯、大疆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都是美

  国频繁发起专利诉讼及“337调查”“301调查”的对象。以华为为例,其在美国遭遇的一系列专利侵权诉讼与禁令,不仅影响了公司在美业务,也波及全球市场的战略布局,进而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技术竞争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关系的高度关注。

  所谓“337调查”,是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7条,针对进口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及其他不公平竞争行为开展的一项准司法调查。该程序旨在判断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并决定是否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如发布排除令或禁止令,从而限制相关产品的进口和销售。

  337调查以其高效的程序和严厉的制裁措施而闻名,具有程序时限紧、取证工作量大、应诉费用高等特点。根据公开资料,一场完整的337调查案件,其应诉成本通常在300万至1000万美元之间,若涉及多个被诉企业或多项专利侵权指控,整体支出甚至可能攀升至数千万美元。对于不熟悉美国法律体系、缺乏涉外知识产权经验的中国企业而言,这无疑是一笔高昂且难以承受的成本负担。

  337调查的周期一般为12-16个月,而调解并不会扰乱完成调查的时间表,各方不能利用它来拖延诉讼。一旦认定侵权行为成立,普遍排除令(GEO)能够将所有涉及侵权的产品永久性地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不论这些产品来源于何处。这种“连坐式”的制裁方式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构成了系统性的威胁,意味着一旦被判定侵权,相关产品将永远失去进入美国市场的资格。

  在过去,由于对国际规则了解有限、诉讼费用压力大,不少中国企业选择“不应诉”,结果往往导致败诉缺席裁决,产品被全面排除出美国市场。近年来,这种被动消极的态度正逐渐改变,但转变过程中也暴露出一系列现实困境。一方面,企业必须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一旦放弃应诉,将面临更严重的后果——普遍排除令(GEO)不仅会直接封杀涉案产品,还可能波及技术路径相似的其他产品线,形成系统性市场禁入风险。

  以康希通信为例,该公司在2024年已支付的337调查相关律师费用高达3884万元人民币。根据合同约定,此次应诉的总费用预计可能达到6700万元,几乎相当于公司前两年净利润的总和。尽管诉讼成本高昂,但选择不应诉的代价更为沉重。数据显示,在美国337调查中,主动应诉的企业中约有15%最终胜诉,32%成功迫使申诉方撤诉,另有35%与对方达成和解协议;而那些选择不参与应诉的企业,败诉率接近100%。这一对比鲜明地揭示了中国企业面临的“不得不战”的现实处境。

  这种“不得不战”的困境也在倒逼企业不断提升法律资源整合能力,探索多元化的法律资源配置模式,以缓解高额诉讼费用带来的压力。其中,“中外律所联营合作”逐渐成为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通过组建中美两地法律团队协同工作的机制,不仅可以提升沟通与应诉效率,还能将本土企业对行业的深入理解与海外律所在当地法律实践中的丰富经验相结合,从而制定出更具针对性和实战性的应对策略。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提升胜诉几率,也为未来类似案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支持。

  例如,三聚阳光在日本东京、美国硅谷及休斯顿等全球科技与贸易核心地区设有分支机构,业务网络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多个国家设立了境外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这种“联营”模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外律所以联营办公室名义对外接受委托,不仅免去了客户找两个团队、签两份合同的繁琐程序和高昂的沟通成本,两家律所也能在长期、常态化的合作中形成更高的效率和信任度,并在应诉团队组建、服务方式、收费模式等方面逐渐形成规则和方案,为中国企业提供高效、专业的跨境法律服务,助力企业妥善应对337调查等复杂涉外法律事务,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

  技术突围与合规体系重构

  长期应对经验表明,单纯法律抗辩难以根治海外知识产权风险。实践证明,唯有通过构建系统化的创新体系和专利防御机制,企业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持续突破与发展。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企业往往采取了一系列组合策略进行应对。一方面,强化内部知识产权管理,增加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例如,华为在5G技术领域的专利布局,使其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了有利位置。另一方面,积极利用国际法律资源,与国际律所合作,在国际法律框架下维护自身权益,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TCL在与爱立信的专利诉讼中的成功反击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不仅减少了赔偿金额,还推动了FRAND原则(公平、合理、非歧视)在国际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中的应用,为中国企业在海外维权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同时,中国政府也在积极行动,修订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并提升司法保护效能,为企业的海外维权提供坚实后盾。

  随着中国企业实力的增长及产品出口至国际市场,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增多,尤其是在国际商业环境适应、知识产权保护和海外布局方面。有意识地提前做好海外知识产权预警工作,如在产品出口前进行技术情报收集、绘制专利地图等准备,能够有效避开知识产权陷阱。

  当进行了充分的知识产权预警与战略布局后,即使遇到竞争对手的打压,也能更从容地解决问题。这种方式不是简单的赔偿了事,而是涉及理智、顽强且专业的诉讼对话。尽管这类诉讼往往伴随着高额费用和长时间的等待,但它们通常能有效地突破竞争对手设置的市场壁垒。

  危机背后也蕴藏着转型机遇

  以康希通信为例,此次337调查事件虽然带来了短期压力,却意外推动了其在全球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加速布局。2024年,公司推出的Wi-Fi 7射频前端产品成功进入法国Freebox Ultra设备供应链,IoT芯片也在低空经济、车联网等新兴领域实现突破。与此同时,非美市场的收入占比迅速上升至82%,有效缓解了美国法律风险带来的冲击,更体现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主动应对与战略布局能力。

  在技术层面,企业需要不断强化核心专利壁垒建设,致力于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可控;在法律层面,进一步完善FTO(自由实施)分析机制,提前识别潜在侵权风险,实现合规前置;在商业层面,加快多元市场的生态培育,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从而全面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如今,337调查已成为中国科技企业出海过程中难以回避的一道门槛。它既是挑战,也是重塑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契机。康希通信的案例再次为行业树立了警示碑:在攀登技术高峰的同时,更需系好知识产权这道“安全带”,因为每一次国际诉讼的攻防较量,都是对企业创新能力和合规水平最严苛的检验。

  未来,唯有坚持技术创新、强化专利布局、深化国际合作、健全合规体系,中国企业才能在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赢得尊重。同时,政策引导、行业协同与企业自律三者的有机结合,也将成为推动中国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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